信報 2005-04-13
中印「非敵化」的啟示邱震海
最近有兩件看上去似乎互不關聯的事情，有必要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思索。第一件事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上周一就聯合國改革方案提出提議，稱安理會必須得到聯合國一百九十一個成員國全票通過；第二件事是，中國總理溫家寶四月十二日結束印度訪問，兩國將建立類似戰略夥伴的合作關係，而且還將建立迄今全球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甚至困擾兩國幾十年的邊界問題也得到解決。
中日印是亞洲地區的三個大國，各自都抱着大國之夢，而且印度和日本都曾經或依然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眾所周知，中印關係恩怨持續長達四十多年，其間的西藏問題和邊界爭端，一如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台灣問題和海洋領土爭議；印度大國之夢中的「中國情結」，也與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恐懼、疑慮心理有可比之處。
印度的「中國情結」
貫穿於印度大國之夢的「中國情結」，是印度幾十年來處理對華關係的中心疙瘩。所謂「中國情結」，乃指中國是印度所追求的大國地位的參照底線，也是印度大國地位的競爭者或超越對象，同時還是影響印度崛起的關鍵外部因素之一。幾十年來，印度大國夢的受挫與再生，也伴隨着印度對中國的或敵或友定位的交替轉換過程，以及最後從敵意對抗逐漸轉向務實合作的決策轉變。
印度大國夢中的「中國情結」早在獨立之後的尼赫魯時代就已產生，五十年代的不結盟「蜜月期」只是這一情結的正面反襯而已；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在悲情中催化出印度對華的復仇動力；這一情結歷經英迪拉．甘地和拉．甘地時代，在拉．甘地時代後期雖出現回歸現實先聲（八八年底拉．甘地訪華，並在西藏和邊界問題上邁出步子），但很快又為九十年代開始面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恐懼所掩蓋。九八年的印度核試驗將中印大國夢的衝突推向極端。
縱觀印度幾十年對華或敵或友的交替過程，關鍵在於其「你得我失」之傳統安全觀的作崇。但近十幾年的發展使這一傳統安全觀受到震撼性衝擊。由於經濟發展策略不同，到二十世紀末，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中國。冷戰結束後，失去蘇聯靠山的印度開始尋求全方位外交定位，在重點發展印美關係的同時，試圖以印俄和印中關係平衡對美關係，以獲得更多的對美籌碼，但相對滯後的印中關係已成為其「外交短腿」。
印度主流精英開始出現反思；與此同時，從北京傳遞到新德里的一系列正面和善意的訊息，也推動了印度決策精英的思維轉變。從九九年六月印度外長賈斯旺訪華開始，中印恢復了高層往來。印度總理○二年年底訪華時，將印中關係定位成「健康的競爭關係」；數月後，印防長費爾南德斯訪華時，中國總理溫家寶稱中印「大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時間裏」，都是在友好合作中度過的。同時在邊界問題上，兩國改變以前從法律技術層面入手做法，而改用政治原則解決，雙方委派高層次政治人物主導談判，以政治原則統率技術談判。
中日高層需要政治智慧
較之中印關係，中日歷史恩怨較之中印六二年邊界戰爭更為複雜，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面對崛起的中國，其心態也更為複雜；而較之印度的大國平衡外交，日本「拉美抗中」的戰略更為明顯。
但中日關係與中印關係的類比性在於作為相鄰的大國，雙邊利益高於地區戰略利益，在後冷戰和全球化時代，應拋棄「你得我失」的傳統安全觀，鬥則雙輸，和則雙贏。敵意達至頂峰後，傳統安全觀將和雙邊利益發生衝突，由此可能引發反思過程的產生。
在這方面，中印和解給人們兩個重大啟示：第一、政治和解須從最高層開始，也只有最高層才能採取以「政治原則」解決衝突的方法；第二、即使在衝突高峰期，也不忽視以適當途徑向對方釋放善意。
從東京來說，有必要從下列視角思考中日關係的戰略意義：作為近鄰，中日持續衝突將導致兩敗俱傷；日本長治久安的關鍵，在於外交上平衡於美中俄之間，而非僅將寶押在美國身上（東京可以用日美同盟為外交主導，但若以損害日中和日俄關係為代價，實際上將使日本面臨更大的風險）；緩和日中關係將使日本獲得中國對其大國地位（如「入常」）的認可，並可通過中國緩和對北韓的關係，從而解除日本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
日本能否像印度那樣完成心態調適，既考驗小泉，也考驗胡錦濤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