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成名的文章踩了誰的痛腳?


文匯報   劉夢熊 2011-12-12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12/12/PL1112120001.htm


筆者上周一在本欄發表《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受到許多社會人士關注和認同,有政界、學界和商界的朋友致電筆者,認為此文剖析了本港社會存在的部分「學者政客化」的癥結和危害,並預告筆者說此文可能踩了極少數人和個別政黨的痛腳,或會有反應。果然,上周四《蘋果日報》專欄文章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在報章發表的文章,一邊迴避本人文章所指出的事實,一邊對本人的文章捕風捉影,上綱上線為「以言入罪」,「大搞政治迫害」、「其餘的香港人也都不能獨善其身」,證實了友人對本人的預告所言確實不虛。

 《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之關鍵,是指出「成名不得用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的名義在政壇招搖撞騙、煽風點火、蠱惑人心」,強調:「成名如果對當政客最有興趣,他可以辭去科大教職,去加入某個反對派政團特別是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這樣的政團,或者加入『法輪功』成為李洪志的信徒,沒有必要打著科大副教授幌子,充當極端職業政客並與『法輪功』沆瀣一氣。」《蘋果日報》和蔡子強的文章恍若「抓住罪狀」般節錄這些內容,並以「朕即知識分子」的「口氣」,斷言這些句子「展現出他(指本人)與知識分子的真正差距」云云。

本港部分學者「政客化」現象令人驚訝

 姑且不論蔡子強有無特權欽定誰是或不是知識分子,若論蔡子強所謂「我相信其餘的香港人也都不能獨善其身」,似乎是反應過敏或透露他與成名「心有靈犀一點通」。此中奧妙要從體現西方大學的基本特徵和教授們行為標準的「三A原則」說起。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美國教育思想確立了三大原則,即著名的「三A原則」: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學術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學術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三A原則」意味著學術工作必須重新劃定自己的疆界,大學學者要在敏感問題上保持中立的態度和立場。

 哈佛大學第二十五任校長博克(Derek Bok)的《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Ivory Tower,1982年)一書,對「三A原則」作出重新肯定和完善,力圖「使大學在與社會保持適當距離的條件下,較為長久地、穩定地發展學術和思想,在超越社會紛爭與一時傾向的同時,對社會和民族履行應盡的義務」。從世界主流大學的「三A原則」以及博克的重新肯定和完善來看,本港大學部分學者政治化乃至「政客化」的現象令人驚訝。

公民黨與部分大學學者盤根錯節

 本港公民黨向大學滲透的情況是嚴重的,例如,公民黨創黨主席關信基(2006年-2011年)曾擔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公民黨現主席陳家洛(2011年-2013年)是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公民黨核心成員陳文敏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公民黨前秘書長鄭宇碩是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公民黨創黨黨員和執委麥偉年是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法律系教授,公民黨前副主席和執委張超雄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此外一些大學學者如成名之流是「公民黨友好」,蔡子強等大學學者亦是公民黨創黨主席關信基的學生。部分大學學者與公民黨如此盤根錯節,實在蔚為奇觀。

 問題不在於關信基等大學學者是公民黨創黨主席或核心成員(其他政黨亦有少數大學學者),而在於他們的表現與包括學術中立在內的世界主流大學的「三A原則」背道而馳。例如,在諸如抄襲陳水扁「公投綁大選」的「五區公投」、禍港殃民的港珠澳大橋案和外傭居港權案,與政治暴力同流合污,以及「逢融合必反」的「反高鐵運動」、「反被規劃運動」中,這些「學者政客」不是參與其事,就是隨波逐流,「展現出他們與知識分子的真正差距」,令人質疑其知識分子的識見、良知和風骨何在?在這些事件中,蔡子強是否展現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勇氣?令人遺憾的是,他的表現與乃師卻「難分軒輊」。

「政客學者」玷污大學形象

 本港大學如博克所指「承受來自各個組織或派別的壓力」,「各個組織或派別都希望將自己的政治信仰強加於大學的各項活動」的情況,令人嘆為觀止。早年的「鍾庭耀事件」,就是「來自各個組織或派別」假藉「學術自由」問題而發難的政治鬧劇,導致港大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黯然請辭。今年8月港大風波,反對派政黨和喉舌將不守秩序、強闖禁區的李成康捧為「民主鬥士」,「八二六」晚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憤青」自由地大罵警方,自由地批鬥校長,徐立之校長「秀才遇到兵(紅衛兵),有理說不清」,導致他黯然請辭。

 上世紀六十年代哈佛也有激進學生,一覺睡醒後揚言要火燒校園裡最大的瓦德納圖書館—卻沒能夠毀及片紙隻字。因為出師那天,有一列白髮蒼蒼的哈佛教授排在高堂玉階之下,標語牌上只寫了三個英文字:Walk upon Us(「踩著我們的老骨頭過去」),激進學生在良知受責下知難而退。當時飽受麥卡錫反共迫害和激進學生暴亂兩頭夾擊的哈佛大學第二十四任校長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字字珠璣地告誡後人:「學校生來就免不了要為社會作各種雜差瑣事。但我們一刻也別忘記,大學最根本的任務是追求真理的本身—而不是去追隨任何黨派。」

 但今天香港的大學,在「政客學者」的荼毒和煽動下,「踩著正直校長和教授老骨頭過去」的學生如鍾庭耀(黃紹倫是他的恩師)、李成康者不知凡幾。類似成名那樣打著大學學者幌子,販賣其作為極端反對派政客私貨的「政客學者」,亦如過江之鯽,他們不僅玷污了大學的形象,而且與包括學術中立在內的世界主流大學的「三A原則」背道而馳。

避免莘莘學子受「政客學者」荼毒

 《蘋果日報》和蔡子強的文章,迴避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筆者批評成名言論的文章,有哪一點不是事實?難道只允許成名假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之名行惡,而筆者沒有激濁揚清的言論和學術自由?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的名言:「啊!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成名的問題,就在於假言論和學術自由之名行惡。成名利用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的名義在政壇招搖撞騙、煽風點火、蠱惑人心,他根本就是戴著學者頭銜的長毛,只不過是利用學者的身份去鼓吹激進路線。成名假言論和學術自由之名,攻擊和誣衊國家執政黨和內地的社會制度,鼓吹反華和圍堵中國,偏袒反對派,抹黑建制派,充當反對派「政治打手」,美化政治暴力,與「法輪功」沆瀣一氣,完全違背大學學者應有的操守和良知。

 「人類過去和現在的努力已經排除了知識路途中的許多障礙,讓我們繼續努力去排除剩餘的障礙。」這是哈佛大學第十九任校長昆西(J.Quincy)對入學新生和畢業生的祝福。筆者提出,科大校董會應研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繼續誤人子弟?這實際上涉及的不僅是成名,也踩了極少數心有靈犀者的痛腳。但筆者出發點是為維護本港大學的清譽,避免莘莘學子受「政客學者」荼毒,「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凱撒的歸凱撒」!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