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誰比誰慘」到社會改造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公民黨)2008年5月22日

電視的威力真的不可少覷。《一百萬人的故事》超越了新聞製作的局限,以嶄新手法帶出貧窮問題,成功令貧窮成為社會熱話,窮人的事又再成了眾人的事。不過,談起貧窮問題,有人總愛以「獵奇」的眼光觀之,認為他們的遭遇「不夠慘」,因為比他們「更慘」的人大有人在。何況在很多人的孩童歲月,再窮的日子也都嚐過,「慘絕人寰」的例子俯拾皆是。

你的遭遇比我「慘」,但他的遭遇比你「更慘」。要比較誰比誰「慘」,的確並非易事。我和樂施會參與這個節目的構思,電視台為了幫助這班窮人,其實最初是要來一場「扶貧匯演」,為窮人籌款。但「扶貧匯演」只能讓人片面認識貧窮,與其以「鬥慘」手法勸籲多多捐輸,倒不如以紀實的方式,由窮人現身說法,進而引發一輪社會反思。

《一百萬人的故事》之所以帶來震撼,就是由於其帶出的討論,早已逾越「誰比誰慘」的層次。安坐家中從42吋高清電視大螢幕裡觀看節目的人,可能對貧窮問題從沒認識,但看過節目後,他們對窮人的境況不禁驚訝。而這班窮人不是少數,說的是超過133萬人,每日在貧窮邊緣中掙扎。他們不禁疑問,為何以香港的富裕,竟然沒有惠及他們?當貧窮困擾著百多萬人的生活,貧窮問題恐怕不可能是個人問題!

我在節目中說,本港人均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但貧窮問題偏偏就在這個地方出現。如果社會的財富平均分佈,每名港人每年將有十多萬元。這種說法旨在具體說明我們高度的經濟發展水平 – 香港的貧窮問題不是源於整體社會不夠富庶,但窮人卻少有在市場環境中得益。其後,這番話被人斷章取義地批評為十分「共產」。

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告訴我們,所有理智的人,均會要求制度必須對所有人作出最起碼的保障,因為人們無從知曉不幸將何時在自己身上降臨。這就是羅爾斯所說的正義社會。但正義社會不等於「共產」社會。當一個人均公共儲備世界第一的城市,過百萬窮人過著貧窮潦倒的生活,那麼我們便需要問,這種情況為何少有在其他先進地方發生?

外國的貧窮問題遠遠比香港輕微,只因人的價值得到重視,國民處處受到制度的保障,縱然陷入絕路,也不會無可翻生。例如傷殘保險制度,便可確保殘疾者及其家屬在遭逢不幸時享有一定的經濟補償;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則可有效避免國民在晚年陷入貧窮;至於立法制定最低工資,更是要將扭曲的市場撥亂反正,保障沒有議價能力的邊緣勞工。值得一提的是,負稅制在外國行之已久,由政府補貼一些工資低於水平的人,給予他們一個最低的入息保證,令社會財富真正公平合理地分配。這些措施可以付諸實行,只因國民皆從社會公義的角度出發,將滅貧視為整體的社會目標,而非以「從前的我比你慘」、「有人比你更慘」的心態,冷眼看待窮人的處境。

香港社會生病了,但社會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財富分配在香港從來是個敏感話題,然有關貧窮的討論,不可能永遠只停留在「現象」層面,而必須進入更深層的制度改革。當一些如雷鼎鳴教授的人繼續爭論現時月賺五千元的人,生活是否已能比六十年代月賺五百元的經理好得多,我們更應把握機遇探討社會公義的問題。何況一個貧窮相對的概念,根本不可能與不同時地相比,正如我們不能將香港情況與非洲國家比擬。請結束一場「鬥慘」的討論,真正思考香港是否需要一個正義社會。